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互联网不发展 中国人就失去了社会文化转型的机会

　　竭尽终生精力、践行科技救国的钱学森院士，临终最大的感慨是“中国出不了科学大师”.于是人们把义愤的矛头指向教育，但殊不知教育后面的深刻背景是社会文化。

　　我国自1919年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来，经过近百年的变革，社会文化走了一个大大的怪圈，从儒家文化，到欧洲理想国文化，再到秦皇汉武法家文化;然后又经过一段美国自由主义文化，出现了水土不服以后，在一片重修国学的声浪中，似乎又回到了儒家文化。

　　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用等级制度维护一个“封建主理性”的社会，法家则通过“权谋”充当这个制度的帮凶。几百年来，国人幻想有一个好的官僚体系，像包拯、海瑞那样为民做主，但是好官总是凤毛麟角，百姓的善良愿望一次又一次被践踏。

　　工业社会则是一个崇尚“个人理性”的社会：经济人之间自由竞争，自然选择，让上帝来为大家做主。但是个人理性文化在东方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并不那么成功，从前苏联、东欧诸国到印尼、韩国、泰国、马来西亚以及我国台湾，要么是官僚权贵垄断社会财富，要么沦为西方跨国集团的加工基地。根源就在于东方文化中的伪善和诡弈，派生出来坑蒙拐骗、贪污腐败，就像两个毒瘤严重破坏了个人理性的市场经济体系。看当今社会崇尚的不是奇淫技巧，就是玩世和媚俗，哪里还有些许大器的创造精神?

　　近来许多电视台热播国学，更让人揪心。比如某名牌大学教授讲孔子故事，说孔子的学生问老师如何种地，孔子骂他是小人!因为在孔子看来，种地、做工都是没出息的小人所为，君子只应该关心综合性的大学问，对于具体的、专业化的知识，孔子认为都是雕虫小技，不值得关心。那么什么是总合性的大学问呢?这位教授又举例说，一次，孔子听说一个人的姓氏中有个鸟字，于是他就专门找到这个人去求教，原来这个人祖上的官职与鸟有关。这使人想起鲁迅笔下孔乙己如何教人“茴香豆”的多种写法。这样的国学简直是沉渣泛起!哪里还有什么与时俱进?

　　历史把人类带进了互联网时代，互联网文化的核心是平等、互动和创新精神，它将把人们带进一个美好的公共理性社会，但是由于西方背负工业社会精神包袱太重，这就给了东方国家与西方国家、农村和城市、穷人和富人站在同一个起跑线的机会。可悲的是人们并没有真正发现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，却把它的负面影响夸大到不应有的程度。比如有人悲愤地说，“宁可不要互联网，也不能因网络涉黄毁了中国下一代”!其实他没有看到，如果互联网得不到发展，中国人就失去了千载难逢的社会文化转型的机会，不但永远出不来大师，还会成为落后生产力的总代表!

　　我们必须克服互联网诸多负面影响，除了涉黄之外，还有网络欺诈、网瘾、网恋、网络病毒、流氓软件等不良信息，但是更重要的工作是将它正面的东西发扬光大、形成互联网的主流文化。为我国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提供新的平台，也为最大网民数量的国度，提供科学大师、文化巨匠成长的肥沃土壤。(作者：杨培芳，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、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。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副理事长 ，同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。杨培芳长期从事电信经济与政策研究，多次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励。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