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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启章：金庸倪匡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

　　香港作家董启章:

　　香港和广州应形成“双城文学”

　　董启章1967年生于香港,1992年从事写作。即使在香港,董启章也不是人人熟知的作家。甘于寂寞和物质匮乏的董启章,在纯文学日益衰弱的香港,不媚俗,不从众,始终坚守自己的纯文学路线。他也被认为是香港文学当代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。然而其人依旧清贫,最窘迫的时候身上就只剩下一百块钱。香港书展上,董启章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。

　　记者:作为被最为看重的香港作家,你最近提出一个观点,香港有一条纯文学的线索。

　　董启章:早在1920年代,香港文学就出现了,当时作品写得比较简单,主要受到上海文学的影响。我认识香港文学的起点已经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情,比如刘以鬯老师的《酒徒》、《对倒》。其实香港文学在报纸副刊一直处于打游击的状态,香港文学的副刊上大多是主流的商业化的文章,但是刘以鬯等人在主编副刊的过程里,会插入纯文学的文章,提携一些年轻的纯文学作家。比如,上世纪70年代的《快报》,西西的《我城》最早都是在香港报刊上发表的。

　　我认为,香港文学有一个严重的问题,就是断裂。香港文学从来没有很强的传统,尽管作家和作品都存在,但是因为没有学者研究整理,而未能变成传统。包括现在香港的年轻作家,也不太知道30年前的香港文学了。

　　记者:大陆文学研究者视野里,一致认为金庸、倪匡是香港文学的代表,你所说的线索似乎与此不同。

　　董启章:我所说的香港纯文学,与金庸、倪匡的文学不一样。我觉得他们不能完全代表香港文学,他们的写作代表一种类型,有文化价值,也有技巧上好的地方,但是与我所理解的文学的东西不同。我自己观念下的香港文学,不是商业的,是站在商业以外,有一种不同的角度。

　　记者:在华语文学里,您觉得香港文学的特点是什么?

　　董启章:香港文学主要是城市的文学,写香港的人和事物,但香港文学不单是写内部的,而是把城市作为理解世界的模式,来写一种现代化生活的形态,人群共同生活在空间里的形态。香港文学除了非常本土,也有这个普遍性的层面,如果写得好,也就是世界的文学,不单是地区的文学。

　　香港文学用文学提出不同的可能性,去寻找现代人生存的意义。比如韩丽珠就写得非常好,还有谢晓虹,潘国灵。这几年香港还拥有了一份纯文学杂志《字花》,已经办了几年了,30岁的一批年轻人办得很不错。

　　记者:您为什么坚持用粤语写作?你认为香港文学和广东文学有什么关系?

　　董启章:我觉得粤语写作很重要。一个地方人说的语言,就是构成他们世界的材料,去掉这个东西,就会失去味道。我觉得广东的本土文学现在也在式微。我接触一些广州的年轻写作者,他们也在尝试用粤语写作,并且熟悉香港的文化,能读懂香港文学,我觉得广州和香港的文学应该形成一种双城文学。